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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2008

常识普及:论制度

常识普及:论制度

力瑾


(一)“制度”的字面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可以这样说,前者是微观的,如工作制度,上下班制度等;后者是宏观的,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二)政治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按照上面制度一词的定义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制度不计其数,这些制度,都在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秩序,为人类的有序生活贡献着他们应有的作用。在这么多的制度当中,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政治制度。一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将直接决定该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决定该国的人民生活安宁和生活幸福的程度。

制度,着眼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制度,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规范者。一国的政治制度,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谁是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这两个问题,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地方,其社会必然是充满了混乱和暴力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不知道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是谁,那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服从谁,即使是服从了,也只是表面上的服从,而不是心甘情愿的打心底里的真心服从。在“谁也不服从谁”的情况下,在如此不心甘情愿的情况下,你能说有真正的秩序和安宁吗?

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谁是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人类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在展开叙说。这两个问题,是人类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无法绕开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回答。离开了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政治制度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制度了。

正因为政治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我接下去所要讲的制度,都是指政治制度而言。


(三)政治制度的种类

“政体有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P13)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有这样三类:共和制度,君主制度,专制制度。其中共和制度,他又分为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在共和政体下,当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治,而当最高权力集中在一部分人民手中时,那就是贵族政治了。”(同上P13-14)他对这三种不同的政体(政治制度)的特征,也作了说明:“共和政体的性质在于全体人民或是某些家族在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在于君主在其中拥有最高权力,然而他在其中依据业已制定的法律行使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在于某一个人在其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变幻无常的喜好管理国家。”(同上P26-27)

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政治制度有这样三种。其实,在今日社会,我们已经完全可以不这样划分政治制度的类别了,我们可以按照一国之最高权力的受不受实质上的限制、约束、监督,分为两大类: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共和制度(包括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君主制度,都可以包含在民主制度当中,它们都是民主制度实现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式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制度只有两类——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再也没有第三类了。其他的什么“民主集中制”等等的说法,都是忽悠人罢了,当不得真。我们熟悉的“民主集中制”,其本质就是专制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因为在“民主集中制”中,其实际的结果往往是“民主”只流于形式而没有了实质,“集中”倒是实实在在的。而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


(四)政治制度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在原始社会时,制度也是原始的,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制度可言。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制度才成型,那就是奴隶制度。无疑的,奴隶制度,是专制制度,而且是最为极端的专制制度。奴隶主对统治下的奴隶,具有无限大的极端的权力,奴隶主可以拿奴隶当一样物品看待,可以随意对奴隶进行各种处置,如赠送别人,干任何苦力活,任意打骂,甚至可以将奴隶处死。随着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制度亦变为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亦是专制制度。但,与奴隶制度比起来,封建制度的专制性已有不少减弱,相对来说,老百姓的处境比奴隶的处境要来得宽松得多,好得多。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皇帝一人一家,其最高权力的获得靠的是暴力。谁的暴力最大最强,谁就获得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可以这样说,在一切专制制度的国度,都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民主制度的萌芽,其实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苗头,在封建社会中渐渐发展,最终脱颖而出,成型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民主制度真正获得很好的实践的开始。而在此前,虽然我国有尧、舜、禹的民主禅让美谈,但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在国外,虽然也有古希腊的早期民主实践,亦没有成功。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希腊的早期民主实践虽然没有成功,但那时人们的“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与实践……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P220)也正是有这因,西方成为了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开创和实践先锋,而不是古老的中国。中国曾经有过的民主禅让,是传说,是神话故事,而古希腊的早期民主实践,是真实践过的,是有理论研究和文献流传下来的。

现在普遍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是西方人长期实践的结果,而不是一朝一夕迅速造成的。这种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人类所寻找到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我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今日最不坏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好的制度,而只有更好,只有最不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一直在不断朝前发展着,不断自我完善着。这种民主制度,现在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因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也是这种制度,还有发展空间发展潜力的所在。民主制度,永远处于不断的实践与完善之中,而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式的一蹴而就的。


(五)专制制度是天然的混乱之源,暴力之源

前面我已经说过: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谁是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这两个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专制制度是这样的:你要服从我,而理由仅仅是我比你和他都更有暴力更强大。过去,我国封建专制时期的每一个开国皇帝,差不多都是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的战争洗礼的考验的。这就是所谓的打江山,和马上得天下。天下的所有百姓,之所以都要服从那个孤家寡人的皇帝老儿,原因仅仅是他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暴力。谁要是敢于反抗不服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谁推出午门去斩首,罪名是反上作乱,对抗朝廷。在那时,“反上作乱,对抗朝廷”是一个人最大的罪名,不仅自己要被枭首,还要株连九族——甚至连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也要作为第十族,给赶尽杀绝。

“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谁是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这两个问题,专制制度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所有的国人心悦诚服、心服口服的。我为什么非要服从那个人不可?他的力量真的比我大吗?专制制度的回答,根本不是在说理,不是在以理服人,而仅仅是说事实——我的暴力最强大——就像一个强盗一样,蛮横地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专制制度的回答,是将别人的权利据为己有。一为东西,一为权利,两者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在干无理地剥夺别人的所有的可恶勾当。

“除非人们完全了解,有权对他们行使那种权力的人究竟是谁,否则,他们在良心上就根本不会感到,应当服从某种权力。不然的话,海盗和合法的君主舅母眼任何区别了;谁的力量强,谁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让别人服从;皇冠和权杖将变成暴力和掠夺的惟一遗产。如果人们不知道,谁有权力指挥他们,应当服从谁的命令,那么,他们就会天真地经常更换统治者,就像更换医生一样。”(洛克:《政府论》8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困扰着人类,并且人类的灾难——毁灭城市、灭绝人口和破坏世界和平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它造成的,这个问题不是世界上是否有权力,也不是权力从哪里来,而是由谁来拥有权力。……不指出谁能拥有权力,而是用极权带来的所有荣耀和诱惑来装扮权力,只会刺激人与生俱来的野心,这种野心本来就易于走向极端。这样做,将使人们更急迫地去争斗,为人类无休止的战争和混乱埋下了永不消失的祸根。”(同上106)

事实正是这样的,由于专制制度的回答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是“成王败寇”,靠武力、暴力、实力说话,因此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武力、暴力、实力时,他就会不安分,就会对原有的权力者作出挑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天底下最高权力者,这“荣耀和诱惑”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连一个根本没有什么武力、暴力、实力的人,也会作出不切实际的非分之举动来。更别说头脑中的非分之想了,那真是不可计数,家常便饭。“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也。”“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是我国古人,对专制制度的回答作出的最好回应。怪不得有人会说:中国男人,哪一个的头脑中没有想做皇帝的梦?只是,许多的男人,做过这样的白日梦之后,由于胆小,没有做出什么违规的举动罢了。他们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非常想,只是没这个能耐,没这个胆量去争取而已。

专制制度对“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谁是我应该服从的那个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不断地鼓励人们用武力、暴力、实力,去争夺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宝座。因此,专制制度是天然的混乱之源,暴力之源。混乱和暴力,是专制制度本身所决定的。这,已经为无数的中外历史事实所一再证明。看看我们今日的社会现状,对此亦有令人刻骨铭心的发现和记忆。


(六)为什么说民主制度,是当今社会最不坏的制度

在这个世界上,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三:①神的授予;②暴力抢夺;③他人让渡。第一种的“神的授予”,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天命所归”,这,本质是等于是和放个屁一样,只是拿来自欺和欺人的,只是用来安抚人心和减少反抗,其实质还在于“暴力抢夺”。我们过去的打江山,就是这种“暴力抢夺”的最典型例子。《水浒》中的各路好汉们,之所以会上梁山,说穿了就是想靠“暴力抢夺”,来获得原本没有的权力,以争得一个好的生存环境。一切专制制度,都是靠“暴力抢夺”而获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其统治靠的仍旧是“暴力威慑”。因此,那种虽然不是开国打江山的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的统治权的继承,靠的还是“暴力”,而不是真和平。

靠“暴力抢夺”而来的统治权力,是野蛮的,不文明的。在当今文明社会,只有靠“他人让渡”而来的统治的权力,才是被人们接受和认可的。这种“他人让渡”,是每个人自愿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是真正和平的权力拥有。

统治权,只有经过民众的赋予,才具有合法性。政府,只有经过民众的授权,才有统治民众的权力。这是当今文明社会的通行法则。

之所以说民主制度,是当今社会最不坏的制度,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是一种政府的统治权是经过了民众的赋予的,是经过民众的授权的,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而不是靠“暴力掠夺”和“暴力威慑”获得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制条件下,虽然统治权的继承有时也可能实现和平的过渡,但这种和平的过渡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这种和平只是一种偶然,而没有可重复性;而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权的继承,其和平性是有充分的保障的,是社会中的人们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是可以长期预期的。

统治权继承的和平与否,是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优劣的最大评判标准。因为,对整个人类来说,其最大的灾祸,除了洪水、地震、干旱、蝗灾、冰雪等天灾之外,就是战争这人祸了。在所有的人祸当中,战争无疑是最大者。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破坏程度,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


(七)好制度使坏人不敢为恶,坏制度使好人也跟着变坏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制度确实是有好有坏的。上个世纪,从鲁迅开始对国民性展开猛烈批判,一直有不少的知识分子跟着在那里一个劲地痛批。今年不久前刚逝世的柏杨,亦曾不遗余力地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加以批判,如他批评中国人的脏、乱、吵,批评中国人的爱窝里斗,死不认错,心灵封闭,患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部扼杀、僵化,等等。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展开大批判大批痛批之后,结果如何呢?中国人有没有进步和变化呢?答案恐怕要令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汗颜,令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羞愧。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依旧是如此,和百年前的今天几乎毫无两样。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人提出:我们与其在那里一个劲地批判国民性,还不如低下头来,仔仔细细地进行反思,努力寻找出中国人为什么是那样的人,而不是另一种模样的真正原因。只有像医生一样,明了了病人的病因,才能有的放矢地开方下药,将病人的病医治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也只有真正明了了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深层次原因,才能有所改进和进步。根据柏杨寻找出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换句话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丑陋面目可憎,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出了大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与这种酱缸文化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绝不是深层次的真正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令人诅咒的酱缸文化的呢?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吗?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我觉得最深层次的应该是我们制度文化的缺乏,过于不发达所致。我们制度文化上的这块短板,决定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必定会沦落为酱缸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面目可憎和丑陋。

是的,我要说:是我们的恶制度——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导致了中国人的爱窝里斗,死不认错,心灵封闭,患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部扼杀、僵化,等等。

好制度使坏人不敢为恶,坏制度使好人也跟着变坏。虽然制度是好的时候,有时也能结出不好的果;但只要制度是邪恶的,一切都必定是邪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在邪恶的制度下,哪怕是行善的无偿捐款,对灾区的救助,也会变成邪恶,变成对另一些人的伤害。不是吗?这次四川汶川地震捐款,不是闹了捐款多少的闹剧吗?不是有人对明星捐款的多少,而进行大加挞伐吗?这不是对爱心的嘲讽,还会是什么?这不是对捐款人的新的伤害,还会是什么?

吉本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财产上的自足,最大的不幸是出生于一个专制和邪恶的统治之下。”痛哉,斯言!我前世作了什么孽,竟然投胎在这里?要受这种恶制度的随意摆布、欺凌?


(八)制度建设和制度文化是我们的最大弱项

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伟大而丰富的,应该值得我们后辈继承和发扬光大。然而,为什么在今日,一提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有那么多国人(甚至包括许多精英人物都是如此态度)持反对态度呢?过去五四时期如此,老毛的文革时期更是如此。难道,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都是垃圾而没有精华么?这样认为显然是不客观的。之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原因在于我们后辈没有好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加以认识、归纳和总结:没有区分哪些是优秀的精华,哪些是陈腐的糟粕。

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简单地以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来区分,所有的非制度文化,基本上都是好的是优秀的精华,而所有的制度文化,基本上都是坏的有害的陈腐的糟粕。这样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有的放矢地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这样加以区分后,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时,才不会犯错。

过去,我们将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这是犯了将洗脚水和孩子都一起倒掉的毛病;而有些卫道士,将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作精华来一股脑地不加区分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犯了崇古的毛病,同样要不得。

我们今天必须勇于承认:我们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短板。由于这块短板的存在,致使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成为了不尽人意,甚至是邪恶。由于这块短板的存在,致使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快乐成为了一句空话,成为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水月镜花。在西方,一直有制度方面的讨论存在,从《理想国》,到《君主论》;从《乌托邦》,到《政府论》;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到《《社会契约论》,等等,无一不是对制度建设的讨论和建议。制度文化,在西方的发达,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今天,是我们到了该打造全新的制度文化的时候了:我们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文化,应该走出专制的这堵鬼打墙,而迈上崭新的舞台——民主制度——新的天地。

打造全新的制度文化,是我们今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衰、兴亡,全都系于此一搏,这一关能够闯过去,我们的前途必将无量,这一关闯不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必将继续沦落为地球上的低等民族二等民族,而遭受世人的嘲笑和蔑视。

2008、5、25-26

于速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