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温柔与世界的梦想

　　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奏音乐的。”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次旅程不简单，效 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乐家和运动员换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人人称道的美事。


　　中国再三强调奥运和政治无关，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来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因为他们看见中国确是以举国之力来承办奥运，确实想借着北京奥运展现国家新貌。 英文的“torch”本来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则变成了“圣火”，于是有人就觉得抢夺“圣火”果然可以掉中国人的面子了。其实，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参加 过国境外的奥运开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于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就都要拿住这点做文章了，好像布什来不来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人都带着点阿Q的心态，一起不把奥运当回事；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很简单的现实，那就是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过去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崛起突然从科幻式的预言变作现实，不仅许多西方人一时接受不了，连不少国人好像也适应不及。没错，我们好久没做过“大国”了，所 以还不大明白当大国的代价与心理准备。做一个大国，必备的心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明白别人会怕你，会因为你的体积庞大而加倍注视你，会因为你的影响深广而格外 提防你。十年之前，英美等地的报刊还只是偶尔报一报中国来的消息；到了今天，任何一份有点自尊的国际大报都不能忍受一天没有中国新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 们老是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一桩枪击案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花边呢？如果不是现在，至少也是不久的将来，中国境内的治安事件也将会得到这等级别的对待。同样地， 美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人针对的国家了，从年头到年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来大概能够组成一条全年无休太阳不落的链条。终于，在最近 的反北京奥运示威浪潮之中，我们总算也感到了身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滋味。


　　所以，当大家不满西方的反华示威，愤恨于部分西方 传媒的偏颇报道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羸弱小国；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是个令人畏惧的世界强国了。又由于中国跃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别人的疑惧就更是深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方能恰当转换，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处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体，从独立的网站到主流大报，虽然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与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数，但另类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出现了。例如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专栏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 出，反北京奥运的浪潮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从关注西藏问题开始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里面，我们的确 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简化的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国政府，后来则仇视一切在海外声援圣火传递的华人，以为他们全是受到洗脑的官方传声筒，最后更闹出了CNN主 持人卡佛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问他的英国读者：假如有外国人跑来揍你一顿，说你们英国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会有什么 感受？


　　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 国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国；还是一个 陌生的、不一样的大国。


　　面对这种情绪，应该如何响应呢？我以为与其用强悍的防卫姿态去刺激出更大的反应，倒不如学学狮子的步伐，轻缓一点。不是说抗议不对，而是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别人冤枉你是暴徒，你会用暴力恐吓他的方法去叫他认错吗（例如某 些网站上声称要痛打外国驻华记者的帖子）？


　　北京奥运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 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谁夺走了我们的选举权

民主的发酵和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为了保障民主的顺利发展除了有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外.更重要的就是平等的选举,在平等而自愿选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得我们真正的去行使做为公民的'天赋人权'.避免政治势力或人物肆意玩弄'民意',这次台湾选举就是一个极为生动的注解.那么我们公民权中极为重要的选举权是谁给夺走了呢?

我国早在1908年就有了议员选举法《谘议局章程》，最早的一次民主竞选是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共选出615名国会议员，其中，刚刚成立的国民党员就占了392人。这次选举在政治上起了作用，那时任何人想当总统，都要获得这个国会的认可。中国的第二次普选是在1946年10～11月进行的，共选出“国大代表”2050人；1947年颁布了颇为完善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姚立法(湖北民间竞选上的人大代表)说：“1949年后，中国的选举倒退了。1949年至毛去世，这时期实际没有选举，直到1980年才开始了具有选举含义的全国普选。”

而1980的普选最先风起于各高校.大学生选举风潮源于上海，随后扩展到湖南、贵州、最后移至北京，一浪高于一浪。1979年下半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80年1月1日起，全国各地逐步展开了直接选举活动。但是，由于多年来地方党组织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党阀作风，与选民的民主要求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各高校的师生员工以积极态度投入了选举活动。尤其是七七届、七八届学生，很多在入学前从事过各种社会职业、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较清楚的认识，对任命制、终身制积压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选举活动中，一个突出特性是，学生自荐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如上海师院的徐政宇，复旦大学的徐邦泰，湖南师院的梁恒、陶森，北京大学的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夏申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在所在的工厂采取了同样的竞选方式。学生、工人自荐而通过竞选表达参政的意愿，这在中国当代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荐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出了个人对改革中国社会的政见或政纲。既有马列主义派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派，还有自由主义派的观点。这些自荐候选人，获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得票数名列前茅。从他们发表的政见看，一致抨击官僚统治及当权者的政治、思想，并涉及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实质问题。在形式上，各院校的选举运动仍采取文革中“四大”的办法，特别是在校园中举行公开答辩----这在《选举法》中是明文规定允许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斗争方式是，各地各校的学生有目的的相互联系，交流经验，互相支持和声援。这是民主运动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出现这样大幅度的联合意识，并将这一意识付诸于行动。

1977年徐邦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读书期间，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在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1979年，徐邦泰利用《大学生》杂志，向学生发出了五百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3的复旦大学的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社会问题。这是在大陆进行的具有真实内涵的首次民意测验，故引起官方的震怒，使其调查结果未能发表。

1980年的县（含县级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复旦新闻系的同学推选徐邦泰竞选上海宝山县人民代表。1980年5月，他当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中国青年报》正面报道了复旦大学的竞选结果。

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部分代表的发言摘要。解放军代表陈昊苏说：“人民代表怎样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民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代表选民的利益。可是现在代表们没有同选民们接触的必要条件，没有可循的法律去执行自己的职责。”天津代表李梦华、路达说：“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有许多问题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像现在这样，只作两三个报告，加上小组讨论，就完了，也感到有问题。”“要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使代表的意见不仅在开会期间，而且也能在平时随时转达上来。”北京代表王惠德、程纯枢、钱钟泰、王若水等说：“将来人大组织法要修改，人大常委会要脱产的、专职的、有精力的，不能是荣誉的、年老的、安排性质的，下边要设若干委员会、小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班子。要使人大变为权力机关，组织上就要跟上来。”“比如人大要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做许多事情。现在是在党中央决定了东西，交人大议一议，并不能真正发挥最高权力的作用。”

10月初，因湖南师院校方在选举中钦定候选人，激发了大规模学潮。大多数选民对新法律抱有浪漫的、理想化的信任，有“为争自己神圣的一票，不惜流血牺牲”的壮志豪情。当校方准备把自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候选人梁恒拿下来，硬塞一名学生会主席时，激怒的群众在一次次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把正常的选举活动转化为对官僚统治的反抗运动。有数千学生游行、示威、请愿、罢课，以至进行了绝食斗争，最后发展为组成请愿团赴京示威，逼迫中央表态，要求罢免学校党委副书记，选举领导小组组长苏明之职。

徐邦泰与另一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对“长沙发生的因民主竞选遭受阻碍、干扰而引起的学生绝食事件”表示震惊，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1981年初，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审查徐邦泰的所谓“问题”，将其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大学毕业后，他四处奔波求职，但一看到档案，便没人敢要。最后由一家手表厂“收留”了他。随后，徐邦泰开始申请到美国念书。1985年，他终于得到了批准，在太平洋彼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0年10～12月间，北京市各区进行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各高校学生纷纷自发地开展竞选活动。某些中央的领导人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并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如执意参加，则开除党籍。胡耀邦返京后，立即加以纠正，声明党组织对学生竞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由此，各校的竞选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北京大学选举活动，与湖南师院猛打猛冲的斗争方式不同，采取了柔中有刚、和风细雨式的斗争，把选举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竞选期间，教育部把多数学生都恶意地加以丑化，并逮捕几个活跃分子。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深入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完全否定了教育部的报告。

据统计，北京共有19所高校（占当时招生的高等院校的大多数）开展了竞选。不少竞选者还组织了自己的竞选班子，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北京14所高校的竞选中，陈子明积极介入、推动的就有9所。当时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他本人也出马竞选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人民代表并顺利当选。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参加了她就读的北京商学院的竞选。在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中，不少参选者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房志远、姜渔和胡平。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联合策划在北大开展竞选活动，由王军涛作为候选人，胡平为其顾问。竞选开始后三天，胡平也参加了竞选。胡平在竞选中修改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并为此演讲答辩，一举将北大竞选活动推向了高峰。胡平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并成为市人大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这使当局极为恼怒。1981年毕业后，有两年未被分配工作。1983年8月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任编辑，85年7月转至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这期间，他参与了多种半民间丛书的编写工作，并受邀到过北京、武汉、重庆等二十多个城市演讲。王军涛因参加竞选，受到了打击；他说：“我在1978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0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这次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被官僚特权阶级扼杀了。所有参加竞选的人全部被列入不可信任和使用的“新三种人”名单，进行内控，对一些人进行了清洗，对一些人进行了追查，对一些人进行了批判，确定了对其不予信任和重用的政策。北京市对这些人的处理方式相对和缓一些，外地的处理则更重乃至开除学籍。通过这次运动，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党官僚统治下的法律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当人民利用他们制定的法律进行合法斗争而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时，官僚们就会撕毁一切法律条文，以暴力和恐怖维持他们的秩序。所以，钻其法律的空子进行斗争，虽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斗争方式，但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和寄予过高的期望。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把1979年《选举法》中“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有利于竞选的条文悉数删去，对介绍候选人的方式作出了极大限制，将代表候选人推介重新集中到各级党组织手中，不允许“竞选”代表。1986年修改的选举法第30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但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2004年10月下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恢复了预选制度。李凡认为：一是在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恢复预选程式，把候选人产生方式中的协商酝酿，改成协商酝酿或预选，这便于百姓自主参选。二是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允许候选人自己向选民自我介绍。这意味着可以竞选了，可以张贴宣传海报了。三是适当提高罢免县乡人大代表的门槛。四是加大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姚立法在评价《选举法》修正案时说：现在新的选举法仍然是个恶法，全文只有7000多字，语义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6000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而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13万字，还不包括选举的监督、宣传、筹款、媒体报道等等。第二就是新选举法没有如何救济选举权的条款。当选民权被侵害时，没有法律保护。像太石村农民的罢免权以及政府官员操纵选举等，选民不能到法院起诉。法学上有一个常识就是“没有救济的权利就是没有权利”。中国的选举法缺少救济的条款，所以，它是一个很恶的法律。在法律上，清末、民国的选举比中国先进，可行；那时有选举法庭，可以进行选举诉讼。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关于选举的法律都有明明白白的关于救济的规定。正常情况选民应有的21项民主权利，在这部选举法中没有一项得到了保障。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的违反选举法，操纵选举。

尽管独立候选人面临种种困境，姚立法说，他们还是应该也会继续站出来。独立候选人竞选，就是要挑战中国的假选举，真正实行宪法，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打破权力操纵选举的状况，宪法就不能落实，法治社会就不能实现。姚立法说：“二十几年来的选举都是假选举，是欺骗选民的选举。宪法规定，选民是选举的主体，但实际上中共掌控着选举，把选民当道具，做门面。选举法规定得很清楚，领导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机关是县级人大常委会，但是在中国，党取代了人大常委会领导选举。他们在选举中提出三条：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就中国的现况，我们独立候选人接受这几条。我们承认党的领导，但要求党主持正义，代表人民。首先是看中共是否依法领导选举；再，看中共是否真正尊重民意，把选举权真正还给选民。如果能依法选举，尊重民意，选民享有自主投票权，受老百姓拥护的人能当选代表，那么你这个党就代表正义和人民。反之，你中共操纵选举、欺骗选民，领导的选举不依法进行，打压老百姓拥护的候选人，安排那些唯命是从和人人憎恶的腐败分子当代表，那么你中共就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人民。”

姚立法说：“民主，以民为主。但中国的选民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有服从党的意志的权利。我们独立竞选人大都不是党员，但有民意基础。我们竞选、当选都是为了依法行使选民和代表的法定权利和权力，不必考虑党的见不得人的意图。”

所有这些其实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看看1931年6月1日的《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告：“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自己给自己以特权。我们就知道政党是如何"天授领导权"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歧视农民、压迫富人阶级；对一部分人专政，不让他们享有人权；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这是公开的阶级权利等级制。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以最高“法律”规定一个阶级可以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是对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理”的肆意破坏。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1913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1936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然而，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它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苏俄的卖身契，是甘做苏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不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包藏祸心的。“资产阶级”究竟占多数还是少数？如果是多数，那“不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剥夺了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如果资产阶级是少数，那有必要限制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多此一举。

“不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是一个打击异己的花招。如果你对他们有不同见解，他们可以把你说成是“资产阶级”，剥夺你的权利；也可以把你说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哪怕你从来没有过财产，从而剥夺你的权利。比如：王实味讥讽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延安等级制，就被毛泽东定为托派而杀了头。彭德怀立了战功，毛就说“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触怒了毛，就说彭德怀从小就是野心家，从小叫彭得华，想得整个中华。由这样的人来决定谁有资格参与民主的话还叫什么“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问及“社会主义法律应当怎样实现平等”这一问题时，毛泽东答道：“我们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周恩来也强调：在我们的选举法里，规定各阶级的代表比例就不能讲平等。例如，对工人、农民就不能平等，她们虽然都是劳动阶级，但工人是先进的领导阶级，她的代表比例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比农民多。……但这是合理的、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和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确立了城乡不平等的选举权制度。《选举法》规定：民族自治州、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每一农村人大代表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人大代表；在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一农村人大代表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每一农村人大代表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人大代表。其第20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80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口在50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10万人选代表一人。”这一比例规定一直延续到1995年。

邓小平当时的解释是：“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工人阶级所在，是工业所在，这种城市与乡村应选代表的不同人口比例的规定，正是反映着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作用，同时标志着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因此，这样规定是完全符合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实际情况的，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非常虚弱。因为城市居民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代名词，城市居民4倍或8倍于农民的选举权并不意味着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城市居民中工人阶级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占更大比例多的是干部、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而且，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纯粹属于工人身份的，也仅占非常小的部分，与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不相上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04年修订后仍然保留城乡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1:4。这种歧视性的规定就令人无法容忍了。

首先，《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严重侵犯了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和平等权，因而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选举法》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选举权被剥夺了3/4，这不仅是对农村公民的极大侮辱，是“不拿农民当人看待”的“最大的人权歧视”。

其次，《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违反了现行《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选举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农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法》剥夺了3/4，反过来说，选举法不正当地使市民拥有4倍于农民的选举权。因此可以认定，现行选举法与宪法的平等原则相悖。对于违反宪法原则的法律，根据《立法法》第78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选举法》中歧视性条款的长期存续，严重地侵犯了大多数公民的平等权和选举权，应及时纠正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等，使一切歧视农民的违宪立法无效，从根源上遏制不平等的蔓延。

再次，《选举法》的歧视性条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一人一票”是现代世界公认的政治文明底线。《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3款明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际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第25条规定，公民“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通的和平等的并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可以推出，在投票时，“一人一票的原则必须得到执行，每个选民的投票必须是等值的。”

美国建国初，当费城制宪会议讨论国会众议院议员分配时，在怎样计算人口的问题上曾发生了激烈争论。南方蓄奴州不给黑奴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但他们又怕黑人不计入人口数，在按人口比例分配议员时吃亏。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讨论，最后采用妥协方案，南方在人口普查中把黑人以3/5的比例计入。麦迪逊说：“奴隶兼有这两种特质：我们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把他们当作人，在其他方面又把他们当作财产”；“它使我完全满足于制宪会议所定的选举标准。”这标准就是一名黑人奴隶只等于3/5白人，史称“五分之三妥协”。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消除种族隔离”的法案和判例，如1957、1960、1964和1968年的四个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和1970年选举法的制定。1964年的《民权法案》规定了包括选举、就业和公共场所方面“消除种族隔离”，并且规定联邦政府“消除种族隔离”的主要手段是对州和地方政府继续推行种族歧视的机构停发联邦补助。1971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在联邦和州及地方选举中选民最低年龄统一为18岁。并相继废除了人头税、文化测验等作为选民条件的限制。此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不同种族的平等与融合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然而，中国权贵以农民素质低劣为由拒绝给农民平等的选举权。1995年前的中共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口数是城里人的8倍，也就是1个农民=0.125个城里人。1995年选举法的修改把从城乡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从1:4、1:5、1:8统一调整为1:4。中国农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农民数四倍于城市一名代表所代表的城市居民，即1个农民=0.25个城里人，比两百多年前的美国黑奴还不如。中国的《选举法》剥夺了3/4农民的选举权，没有任何公正性，对这样的《选举法》作任何辩解都是不能容忍的。

城乡不平等选举权造成了严重恶果。一届人大到十届人大的五十年间，农民所占总人口比例从第一届时的86.7%降到了十届时的60.9%，其间农民代表比例一般都稳定在5～10%左右。中国农民名义上在全国人大里代表总名额里占8%，实际比例不超过1%。县里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几个纯农民也是干部提名的。2003届政协委员共2238名，农业界委员68名，占政协委员总数的3%。在这6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一名”（春晓：《为何“九亿农民，一个委员》）。

现在政府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往往考虑弱势利益过少，甚至会有损害弱势利益的政策法规出台。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立法上的不平等带给中下阶层的伤害要远远大过任何具体的个案。缺少一个反映中下阶层的政治结构及过度的中央集权是许多损害中下阶层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前者导致这些人的声音非常的微弱甚至出不来;后者导致中央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大一统'的惯性思维,不能放权让各地因地制宜平衡不同的诉求.这个制度也就是为什么弱势享受不到改革成果而长期受穷的制度性根源！殊不知对一个弱势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去意彷徨的阿童木一代人

◎ 翟明磊

壹报主人按一月十六日，壹报再次被屏蔽，这次原因明确：报道胡佳冤案．这是壹报第三次屏蔽．我痛惜温和与和解的声音再次被压抑，不知胡佳案往何处去，但壹报对他的支持将会延续下去．屏蔽后请读者再次用代理或套上壹报，壹报也会准备更精彩的专辑．

也许在独生子的孤独生长中，这一代开始了“一个人的大进军”，我们在问自己，一个人能否超越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而独立，这毕竟是大公司对大公司，大组织对大组织，大意识形态对大意识形态的时代啊！

阿童木一代心中存在这样的形象：阿童木的屁股上伸出小钢炮向一切大机器开火。

“电脑要从娃娃抓起。”邓小平这么说，于是我们成了电脑通。现在，当我们在网络上呐喊时，自由就变成抓娃娃了。……

我发明了一个词：阿童木一代人，因为我突然发现，那些小时候看过阿童木，喜欢阿童木，还忘不了阿童木的其实是一代，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们心中，永远会有一个神奇小子，这个小子会一抬小屁股，伸出两支小钢炮，向所有可恨的大机器开炮，这是我们的梦想，这一代人会给这个搞不清的社会带来些什么新东西？

告密

他们心中没有文革的伤害。因此政治上近乎天真。

1973年出生的我唯一对文革印象是它的尾巴：喊声，满大街的纸旗，铺满了混杂梧桐树叶的马路，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是好玩：从家里偷偷拿出一本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面把刘少奇骂得狗血喷头，我很开心：文章还可以这么写。

2007年时，我甚至搞不清楚十七大是党大还是人大。对于阿童木时代人来说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们是被安排在可怕的革命传统教育的体系。

二十年后，我曾采访一个上海文庙路弄堂的小学校，在窗口看到一个女孩子举手向老师检举同学。

那一刻，我看到了当年的我，小个子，大大的招风耳，小猴子般，穿着白衬衫，因为实在太平常，连文艺汇演的快板书也被安排演一个——“零蛋。”

我还算是好学生，也是小特务，会举手说：“报告老师，**同学他在毛主席脸上画胡子！”

有一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从红小兵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小学中的告密制度研究文革的权力体系。

在这样的体系中，学生分为干部与普通学生，学生干部成了特别的一群，我们有许多特别出场面的机会，当解说员，当献花的人，当特务。我们还被教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绝不妥协。”

这样的学生和沉默的大多数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学生往往因为有锻炼的机会，出人头地，更多地考上大学。他们典型的语言是大会发言时操着抑扬顿挫的朗诵语调。

这样的学生，小时候的告密经历，也许是未来网警与国保的心理“排练”。

批判

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一到公众场合会脸红，总是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可是因为到了淮阴乡下的小学，成绩就显得好了起来，被升成中队长，一天这个叫“工农兵小学”的学校发现了一个学生有小偷小摸行为，于是全校开千人批判大会，来帮助这个个子已很高的老留级生。校长，老师，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四年级，小小的个子，总坐在第一排，是选出来的学生代表来发言批判他，一千双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肯定说的是自己的话，也许我是唯一个把他当同学的发言者吧。全场的掌声。大家一轰而散后，我在厕所碰到了他：他高我二个头，须仰视才见，他一步步向我走来，我想完蛋了，他会怎么样呢，农村孩子打架是很野蛮的，甚至把对手的头按在尿池里……我发抖。他一步步向我逼过来，然后——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说得很好，谢谢你。

我似乎明白点什么，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看成仅仅是一个小偷，没有批头盖脸地喊口号，他感激我，只是因为我把他当一个人来对待。

阿童木时代人的底色是这些教育铺上去的，因此一到了某些时分，少先队小干部的乖觉就会出来。因为那些野孩子早就被淘汰在工厂里，农田里了。

我们是潜藏的奴隶。

遗忘

对于六四，我们总是故意地遗忘，不知为什么，虽然那年是高三，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说，可也没有人让我们不说啊。我们有一个年轻员工是七九年的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六四了，于是我们让她看《天安门》纪录片，看完她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些学生都是傻逼。人怎么可能连命都不要了来干这种事。”我们很吃惊，跟她说当时觉得这些学生是替我们死的，因为我们如果大一岁或二岁，也许死的是我们。她说：“这些事，你们从来不说的，你们这些七十年代初的人啊，好话是你们说的，赚钱最多的也是你们。”

是的，我们对文革是无知的，对六四是遗忘的。我们的记忆是断掉的，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共同体的感觉。我们似乎是没有背景的孤魂。

而记住这些的阿童木在我们中总是显得特别，如与我同岁的胡佳。他会到天安门广场一年年地纪念。

而更多有人因为遗忘而失去了道德感。于是赚钱最多的是我们。无数失去了良心的阿童木真成了机器人，如同苍蝇般盲目飞翔，哪里有厕所和床，哪里就有我们。在阿童木时代人卫慧的自传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女主人公为了吃到更多的美食，吃饱了就到厕所，抠自己的喉咙，吐出来，化完妆，继续吃。

历史是我们遗失的，我们嘲笑周杰伦弱智的歌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责任。

苏醒

因为我们失去了共同体，我们成了一个个个人。陈独秀花了一辈子觉悟的“个人之觉醒，乃是中华民族最后的觉醒。”我们在青春期就开始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我们有幸在高中遭遇，小学的僵化被代之以暗潮涌动的思想解放。我们彻夜讨论新儒家能否救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当然是任性与个人的。阿童木时代的人还没有这么多功利，我们的大学还算得上既无聊又轻松，更多的是放任自流。大学还没扩张，还没有成为美丽的兵营。我们没有为工作而忧心仲仲，空气里弥漫着散漫与自由的气味。

这就是我的大学:

那时流行做卖买，有胆子大的自吹能搞到苏联航母卖钢铁，倒真的有二个大学生，骗了十几个农村姑娘倒卖人口，被抓。我胆子小只敢和朋友一起卖打口磁带，卖自己画的文化衫。开学时，我就把课本卖了，因为我发现所有的新闻课本其实是一句话：依靠党委采访。在鼓楼卖给厂里的通讯员，换了啤酒喝。当时大学中流行偷自行车为乐，我们宿舍有二个因为偷得比较多受了处分。我们写小说，开口喜欢写：“你这个王八羔子。”有一位老师和学生争论康德还打起来了。我混过了大学，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把他所受的教育都呕吐掉。90年进的大学，有时天下雨还能看到电线杆上露出几个红漆字：“与反动政府血战到底。”有时听到隔壁高年级有砸玻璃的声音，跑过去看发现一个男生光着膀子用玻璃划自己，血流得蛮多的，那一层就疯过三个人，一个人疯的时候开口说的话，听起来都是诗歌。一个男生还在一夜间在中文系墙上贴满自己小说。南京美术学院有一个男生因为画了毛泽东留清朝大辫子的画，而被开除，每天在南师食堂向女生讨饭票，怎么讨呢，一开口阴沉的男底音：“我饥饿而寒冷……”，愣是这样没饿死，可见当时人还是浪漫的。逃课也是为睡在花丛下做白日梦。我什么都没学到，考试往往是第一个交卷的，但也会为自己欣赏的老师裹着军大衣，喝点酒，洋洋洒洒写上好多。那个老师出题目总是简单的，有时只出一题：谈谈你对苏东坡的看法。

那个时候，上课布衣吹笛的国学大师们还在，正在吹出寂寞的挽歌，下面还有知晓真性情的知音若干。

更多的是打毛线与擦皮鞋的家伙。

我办的班报叫镜报，在中文系走廊里，我登了王波同学《对文革的反思》被学校撤掉了，我们好象换了文章抗议。毕业时我写了《第四权力在美国》许多老师批改没人给分数，我只好又写了一篇关于追星新闻的写法——优秀论文。

所有的我都混过去了，最难混的是英语，补考了二次，第二次我还睡过了头，到那时听力已考完了，我胡断填了几个ＡＢＣＤ结果分数倒比第一次高，我也混过去了。

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却有一个个人至上的脾气。这是阿童木时代人最宝贵的东西。

无聊

而偏偏上帝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个性。

放任自流。

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处投简历，被银行录用，编一份《上海工商银行报》工作很简单，还受老法师表扬，但其实我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我编版面是这样的，关上门，放一张编版纸在地上，离开四五步远，扔出照片，照片落在编版纸的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放照片，我已自创了“明磊自然排版法”。

银行很有钱，经常发一些莫明其妙的钱，我问什么钱，科长说：小翟，别问，拿就是了。那时还发各种东西，油，鸡蛋，还发卷纸，女人还发卫生巾，有一天我做梦，梦到自己被卷纸裹了一层又一层，透不过气来，象个木乃伊。鸡蛋是生鸡蛋，我不想要就给同事，这些上海人看着我象看到怪物。我真得很无聊，就用办公室长途电话谈恋爱。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我喜欢和一群地下诗人在江湾镇叫“团结饭店”的破败小酒馆吃酒，吃多了，每人站在房间一角撒尿。有阿钟，有王一梁，还有马骅……。他们在编一些地下诗刊。喝多了有时王一梁会调戏女服务员，象我的大学同学，只不过我的同学喝多了会用凳子追打厨师。

东张西望

我有个小毛病好奇，什么都想知道点，老婆曾送我一个外号“东张西望。”

我还记得一个女孩的哭声，因为小学二年级的我上课时捉摸前面小女生的丝袜，于是用铅笔挑出一根丝来，越抽越长，当终于明白丝袜是一根丝做的时，女孩突然发现袜子没有了，发出一记惊天动地的哭声。

从小，我就是一个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东张西望的人。

在银行时我采访过——第一个建立性博物馆的性学家，找过野人的教授，最后的慰安所，采访过研究古尸的女科学家……你大概知道我的口味了。

１９９６年，上海发生了第一起自焚案，安福路一个男人因为拆迁不公而自焚死了，全市老百姓都传遍了，没一家报纸写。我的一位朋友W拉我去看看，我说又报不出来，有什么用，她说：“不管报不报得出，总可以留下点东西。”我们就在废墟上采访，还冒充亲戚带着水果来到一幢破烂的宾馆，这里软禁着自焚者的老婆，——原来拆迁后分的房子特别远，他们要花六个小时在路上，路费扣掉后，靠工资活不下去。男人自学过法律，要讨说话，不慎自焚身亡。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救人，也没有准备救火车与救护车，警察袖手旁观……

没发出来。

１９９７年我又写了《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路线上》，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将机场建在国际候鸟路线上，一个是以色列，因为地方小没办法，一个是中国，生物与航空专家大部分都反对，领导拍的板。

（注，报道后，科学家们的建议得到政府部分采纳，机场悄悄向西迁址。）

我还写了《海鸥厂假破产案》，这个假破产把朱总理也给骗了。

这样子，有两个公安来银行找我，说我是栋梁之材，我却背后直出冷汗。问我认不认识地下评论家王一梁。到了晚上，将门锁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有人跟踪。那时女朋友还没结婚，那天，她来上海说是要到街上买这样买那样，我跟她说：如果以后，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怎么办。她看出我的害怕，说：我们不怕。

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来。

后来银行整我，分我到偏远的机场分理处做柜员，还要求我说川沙方言。偏偏我有个毛病，数不清钱。我就辞职与老婆去了深圳。在深圳，我发现自己的确不如老婆胆大，一看许多蟑螂，（南方蟑螂大）我就夺门而出，听着门里老婆奋起抗螂。

辞职

我混在深圳的日子里，朋友王一梁在上海出事了，他们几个地下文人要搞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诗人们嘛总爱吹吹牛，被定成反动组织，王一梁坐了三年劳教，理由竟是看黄碟，警察把查抄的《钢琴课》《教室别恋》《卓别林》都算成了黄碟。我们朋友们都感谢警察，因为王一梁酗酒已不可救药，这一劳教，酒可没喝了，人也壮了。

可是王一梁不这么想。

同搞复兴运动的马哲出了家，警察却一路追到寺庙，他被迫再次流亡。

和我当年一起在团结饭馆一角尿尿的马骅跑去梅里雪山脚下当一名乡村教师，这个1972年出生的阿童木是很显摆的，回上海都要穿个藏袍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后来，他在梅里的路上翻进大河里失踪了。结果被云南党的宣传部塑造成青年共青团支教模范，开动各级报纸电视机器宣传他。我们一边看报道，一边笑炸了肚皮，又愤怒的不行，——马骅这厮就是个浪子而已，他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现在却被抹成了雷小锋。

我在深圳呆了二年，回上海在《南方周末》工作，在南方周末，印象最深的是J女士，她是南方周末的老总。我很喜欢和她谈话，和她谈话时，你的心是安静的，你知道她关心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个什么记者，你的出稿量，你的才华，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关心你。

后来《南方周末》被整顿了，主编，副主编，新闻部主任都被换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写出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等轰动性的新闻。但最后因为新上任的主编乱改稿，乱毙稿，我也混不下去了。我写了一封辞职信，“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不想记者们都一肚子火没处发，正好借这个事发发难，某种程度上我又被大伙可爱地利用了一把。弄得人家都知道，好象跳水没跳好，屁股入水，响声巨大。

因为采访郑恩宠，又被国安叫去谈谈。胆子是被吓大的，这次我斗胆为郑恩宠说了几句话。回到家，马上扯开一点窗帘，觉得对面住的就是００７，后来想，凭什么人家是迫害狂，我就得是被迫害狂啊。

离开南方周末后，我东游西荡，发现做ＮＧＯ不错，非政府组织嘛，我不谈政治踏踏实实做点好事，我们做的是草根能力建设，培养ＮＧＯ的业务能力。因缘巧合，办了份刊物《民间》。

第一次，我不再是挑战正经与权威的破坏者，在一片道德废墟上，阿童木们想到了建设，建设公民的道德。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乡村学校的年轻人，艾滋村的救助者，农村合作社的养猪传奇，贵州石门坎的妇女联合，点点滴滴的细流，温柔的人和力量。

渐渐地我明白我喜欢与想要做的事情了。

怪事

做ＮＧＯ的二年半，我碰到的怪事比当十年记者见得都多。老婆说：我明白，什么叫ＮＧＯ了，就是“难搞噢”的拼音第一字母。”

２００６年，我在大学的同事们搞一个工作坊，被网络警察称：最近成立了美国人支持的反动组织名叫“工作坊。”做为重大敌情上报。查了好久（最后无疾而终）。刚得知这个恶讯时，我三个同事（他们也都是七三年，七四年出生的人）分别从广州，云南飞到上海神秘兮兮要开个会，找哪个地方都觉不安全，于是到了延中绿地，四人把手机关了，又把电池板下了。最后觉得呆在静止的地方，也会有卫星跟踪，于是四人边走路边说话。这时同事阿Y突然笑了，她笑得弯下了腰：“不是坏人，也弄得自己感觉象坏人了。”

我们的培训班被一路跟踪。

我们还商量要不要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最后决定，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见得了阳光的，变成秘密组织，可能变得单线控制，不透明，不民主，这是我们反对的一切啊。

阿童木们多可笑啊，又是那么认真。

2006年，警察们又说我将与高智晟在上海峰会时在上海联合全国维权人士签署宣言。还说我的妹夫是搞民运的，美国人每月寄钱给他。可是——我从不认识高智晟，我是独生子女啊。

他们在背后向我的朋友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面问：“请教，我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说：“没有，没有，我们从没说过。”

２００６年六月初，我要上北京会稿。警察不让我去，说“北京是个敏感的地方。”我说“好，尊重你们，不去。”秋天，我又要去会稿，他们还是不让我去。我说一定要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他们三次上门，最后只好说早去早回。

后来喝茶时，我说送你们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后来又有六个警察请我喝茶。

再后来，同仁们办的《民间》就被查封了。

倒霉

我常想我的命不太好，老是克人家，最早写稿的杂志，《街道》因为我的《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路线上》关了门。（据他主编说有一半的原因怪我。）来投奔《焦点》，到了深圳，它就关门了（因反思文革而停刊后无力重振），只分给我一张写字台，一张书柜。到了《南方周末》，没干一年，老总副总编辑部主任换人，办了一个NGO组织也解散了，办的杂志《民间》被查封了。连放一个我参与拍的纪录片《乡村教师》，嗨奇了，临放前一天说是停电了。后来我想我不能连累别人，只有一个人干。于是办了网络报纸《壹报》（取意一个人的报纸）。也就成了别人说的公民记者，或独立记者。其实是被迫无奈。结果呢？因为登了笑话，估计笑话里有领导的名字，又被屏蔽，这回我不老实了，向国际喊了几嗓子，嗨，开屏了。我很高兴，写了《壹报开屏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要求为其它被禁的博客开屏，因为他们也没写啥见不得人的东西啊。嗨，这文章一发，第二天，壹报又被屏蔽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

“邓小平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可是我们拥有电脑后却发现如此不自由，我们要喊出来，为我们的网络房地产——博客被无故关闭而喊。”我想，阿童木时代人总有错觉，博客满足了我们的自我迷恋，仿佛有了电脑，我们好比阿童木有了十万马力，常常向大人物们亮亮小屁股，开开炮。后来发现阿童木只是大人给的梦想啊。

不自由却要从抓娃娃开始。于是与我同岁的胡佳被抓了，胡佳其实就是个典型的阿童木时代人，他的任性，他满屋子的卡通玩偶，他的独生子特性，让他喊出了阿童木时代人政治的第一声。他会打国保，他会无拘无束地喊，因为我们都是被宠坏的一代。因为衣食无忧，保存个性成为第一要务了。他去可可西里去艾滋村去钓鱼岛可以说是出于责任但更多的是游侠的精神，可是拘禁，使他的逆反性格更加火爆，因为对抗，他与一个政治怪物绑在一块了。

我发布《仁者之怒——督请北京公安释放胡佳》，除了声援他外，更想还原一个阿童木，政府如果不了解阿童木时代人的心理，又如何治理国家。

陈光诚也是大我二岁的盲人律师。他永远学不会妥协，在他的身上，我听到了那“为了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仿佛是诅咒般的歌声。

毫无疑问胡紫微也是阿童木一代人的代表，管他什么中央台，我就是让我老公出丑，我们是没有什么政治大局的，我的感觉才是至上，火就要这么发。是别的人把我们想复杂了。

后来我的家被查抄了一回，我活生生地感觉到了那只在书本上见过的文革。

胡佳被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王一梁被劳教，马骅被塑造成雷小峰，胡紫微被消声。马哲无路可逃。阿童木一代开始明白，尽管有十万马力，尽管有小钢炮，我们还是被文革延续的世界笼罩着，那些泛黄的恶梦，时时会在阿童木的电脑里频闪。

个人在哪

有个香港朋友，送我一本台湾《人间》杂志，陈映真编的。陈映真想在台湾办一本杂志：跳出冷战思路，离开不是反共就是共匪的路线，写点社会的事，关心一下普通人，最后办不下去了。我们办《民间》也是想跳出“三个代表”与“民运”的思路，谈一谈民间自组织，老百姓故事。最后还是被怀疑是和平演变，哪对哪啊。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有关部门曾这么警告另一个被封杂志的外国老总。可是——我的确是既不想做政府的朋友，也不想做他的敌人，我只想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有时很困惑，自己这多年来，只有一个想法：做个普通人，任着性子办点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个人啊，到底能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做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么难吗，为什么各种标签都要被贴上。我们有没有可能独立在各种势力外自由地写作啊，我只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个人，为什么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好奇的人，又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我总想把知道的一切真相告诉别人，我又有何错？

为什么每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时，总被某些人认为被别人利用了，为什么我的面目在一些人心里总是象哈哈镜一样变了形。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们不正常，还是因为他们不正常后我也不正常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我只做自己高兴的事，真不知碍了谁的事。只是因为我不想赚钱而要被流放吗？

闷蛋们

这是一个大集团对大组织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公司对大公司的时代。一切人都被组织起来，在公司或市场体系中，我们重新沦为镙丝钉，不仅永不生锈，而且完全按规格生产。在这样一个组织的时代，渺小的个人又有何做为，个性又有何用？

而一些自由而散漫的人，认为个性与天性是人生首务。在这样一个模具化社会中，特立独行的，忠实于自已灵魂与肉体的人，能对别人说：“我就去你妈的！”的人是多么稀有，这样的人才能让想象力夺权，才能让目前已被商业和公司终结的历史重新开始，那些自由的人，自由的声，以前与将来都将是反对各种专制的第一动力。

我们现在标榜的自由与平等的世界，其实专制无处不在，广告在激发我们的焦虑，公司消解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梦想与将来全部被格式化了，连个性也做成了印刷体。注重沟通的个性才被看成好个性，因为成功学已消灭怪癖。疯狂被说成疾病。天才被称为大哥大。理想等于不切实际。总之，我们受够了。

那些闷蛋们。

阿童木时代人向何处去

要抓的也抓了，胡佳，陈光诚，他们被格式化成民运人士，马骅被格式化成优秀支教青年。王一梁被格式化成反动的反共文人。胡紫微格式化成反对奥运，该做闷蛋的也都做了闷蛋，供他一辈子楼，阿童木时代人还剩下什么。

在没有历史记忆的背景下，阿童木们得到了解放，可是当我们高喊个性至上时，我们仍得面临现实。我们的小钢炮还能开火吗？阿童木时代人去意彷徨，这不是我们要的世界，而我们要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阳光照在我们肩上，挺起胸膛向前走，他们老了，而我们失去了梦想。

2008年1月15日定稿首发＜＜自由写作＞＞